邱振刚
知名作家凌翼的生态保护题材长篇报告文学《大江长卷》（江西高校出版社），以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绘了江西长塍港环境治理的艰难历程，并在作者沿着长江从三江源到崇明岛的万里之行的映照下，建构出一种独特的生态写作范式——在“在场”的沉浸与“远行”的超越之间，寻找理解当代环境问题的新视角。
“在场”是这部作品最为动人的底色。作者生于斯长于斯，对长塍港的一草一木、一水一鱼有着近乎本能的感知。这种根植于成长记忆的在地性，使得叙述摆脱了冰冷的数字和空洞的口号，取而代之的是带着体温的细节：老渔民讲述江鱼品种退化的怅惘，孩童在重新变清的河岸边嬉戏的身影，环保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疲惫。这种“在场”不是旁观者的短暂停留，而是血肉相连的深度介入，让读者得以透过当地居民的眼睛，看到环境变迁最真实的肌理——不仅是水质指标的改善，更是生活方式的变迁、社区记忆的重塑与生态意识的觉醒。
然而，《大江长卷》并未停留在地方性的叙事中。作者远赴三江源的那场“远行”，最后的成文尽管篇幅不长，但却成为全书视野转换的关键节点。站在长江的源头，俯瞰这条母亲河6000多公里的蜿蜒旅程，长塍港从一个孤立的地点，变成了宏大生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。三江源的纯净与脆弱，与下游水环境的治理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：源头每一滴水的命运，都关乎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；而下游每一处污染的治理，也是对源头清澈的承诺与回馈。作者的步履还来到了丹江口水库、长江入海口崇明岛等地点，作品中通过对这些地方生态治理过程的观察，使得整个长江水质保护的成果获得了极具说服力的生动呈现。作品的这种结构绝非简单的场景拼接，而是一种深刻的认知隐喻：每一滴长塍港的水，都映照着整条长江的命运；每一处江段的治理，都牵动着流域的神经末梢。我们看到的，是局部与整体如何通过水的循环，构成了一个呼吸与共的生命共同体。
《大江长卷》中这种“在场与远行之间”的张力，恰恰构成了作者独特的生态思考维度。一方面，作者坚守“在场”的视角，坚信真正的环境关怀必须始于脚下，源于对具体土地与人群的深刻理解；另一方面，通过“远行”，作者获得了将局部置于整体中审视的能力，揭示出长塍港治理不仅关乎一城一地的宜居，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的微观实践，是人类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地方性努力。
这种双重视野的切换，打破了环境写作中常见的两种局限：要么陷入地方经验而缺乏全局视野，要么空谈宏观理念而失却生活温度。作者巧妙地在两者间建立联系，让我们看到长塍港的渔民与三江源的牧民、崇明岛的码头建设者，虽然地理相隔千里，却因同一条大江而命运相连；让我们理解，家门口的河流治理，本质上是在参与一场关乎整个流域乃至地球生态健康的共同行动。
在文学表达上，这种“在场与远行”的结构安排，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。当读者跟随作者从长塍港走向三江源、崇明岛，再带着江之头、江之尾的启示回归长江中游的治理现场，我们获得的不仅是一段旅程的记录，更是一种认知方式的转变——学会在看见树木的同时也看见森林，在关注身边环境的同时，理解它在更大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与意义。
《大江长卷》通过这种在位移中展开的空间叙事，最终指向一种更为成熟的生态意识：真正的环境保护，既需要“在场”的深耕——对本土生态的细致观察、对社区参与的推动、对地方知识的尊重；也需要“远行”的视野——理解生态系统的整体性、关注跨区域的环境保护职责、培养全球性的责任意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一条江河的治理故事，更提供了一种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：我们必须在扎根与远眺之间，在具体与抽象之间，在地方与全球之间，不断寻找平衡与连接。
合上《大江长卷》，留在读者心中的，或许正是这种辩证的智慧：保护好门前的河流，需要心怀整条大江；关爱整条大江，必须从门前的河流开始。在“在场”与“远行”之间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微观实践与宏观图景，也看到了生态写作的新可能——它既深情又理性，既具体又开阔，既属于一地，又关乎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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